说起宋庆龄大家一定很熟悉。在传记文学《宋氏三姐妹》这本书里，作者对宋家三姐妹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作了详尽的介绍，用生动的文文笔展现了大姐宋霭龄、二姐宋庆龄、小妹宋美龄在青少年时代求学的轶事，也客观地分析了由于三姐妹成年后因信仰价值取向不同，走上不同道路的深层原因。

而宋庆龄作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光生的革命伴侣，她始终追随中山先生投身民生、民族、民权三民主义事业，成为那个时期最具声望的民主人士和伟大的爱国者。中山先生逝世后，宋庆龄关注劳苦大众，扶助工农革命热情没有减湿，她自觉地置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运动，成为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和党的事业的坚定支持者。

无论是在星火燎原的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艰难岁月，她凭借着自己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为革命事业奔走呼号，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留下了一段段令人仰慕的传奇故事。

建国后，宋庆龄担任了国家副主席，继续关心支持新中国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投入了大量精力来推动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她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献给了她热爱的人民，受到亿万人民的尊敬和爱戴，被誉为国之魂宝。

今年5月29日是宋庆龄逝世41周年纪念日，谨以《宋庆龄与美国援华会》一文纪念她为中国人民争取国际援助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宋庆龄与美国援华会

1937年下半年，美国援华会（下称“美援会”）便开始了对华援助工作。

早在保卫中国同盟（下称“保盟”）成立前夕，宋庆龄便以发布声明的形式，希望争取到美援会的支持。保盟成立后，很快便得到了美援会长期稳定的资金和实物支持，宋庆龄也与美援会的主要领导人保持着密切友好的合作关系。1939年3月到1941年9月、10月，美援会基本每月都给予保盟资金援助，捐赠总额达到32，729。68美元。

1941年2月，美国援华联合会成立后，美援会作为成员机构之一，在资金来源上依靠美国援华联合会的统一募集计划。

援助资金的具体使用项目和中国人民在恶劣条件下始终坚持自救的事迹经由美国援华联合会的英文月刊传播给热心中国局势的海内外读者。例如，1943年2月，在《孙夫人感謝谢联合会捐赠》的报道中，宋庆龄以保盟主席的身份致信国际皮革工人联合会主席本·高德，感谢他通过美援会捐赠的7500美元。宋庆龄将这笔捐款誉为“反法西斯前线的一方人民向另一方人民所伸出的充满温情致意和支持的手”，它将被用于白求恩所创立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建设新翼，其第一年的手术费用也将得到资助。正是由于宋庆龄与美援会的密切互动，使得国际社会对真实的中国战况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敏感意识到，美方对华的态度有所转变。宋庆龄态度极其明确，“既不愿意成为他们的政治工具，也不能让我们的工作由于获得了较大的财力上的支持而受到危害”。1945年12月，宋龄将保盟改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果不其然，在援助资金的使用上，美援会开始对中国福利基金会提出诸多要求。宋庆龄在致马海德的信中写道：没有任何有关那些医院的材料，就不可能得到数字来制预算，而我敢肯定在援华救济联合会中有足够多的人，正在等待机会来指出这一点。这个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反动的组织。

宋庆龄仍希望弥合双方的矛盾。1946年10月25日，宋庆龄亲自给美援会的领导爱德华卡特夫人写信，详细解释了预算分类和项目设置的初衷，阐明1947年预算增加的原因。除了由预算带来的敏感问题外，在人事方面的摩擦也不断，但归根究底，还是由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等政治上的原因。宋庆龄在1948年6月22日致穆尔夫人的信中说：“以我们本地工作计划而言，他们没分有给任何资金······实际上我们并不盼望为在解放区的工作项目取得什么帮助，因为我们早就得到通知，这次援助是政治性的。”

1948年5月4日，宋庆龄致信卡特夫人，提出应对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作整体推进和全面慎重的考虑；1948年7月5日，宋庆龄致信美援会新当选的主席奥斯本，建议他将美援会办成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美国的“一个坚强代表”“将对中国的援助引向正确的方向”。但是，1948年11月底，美援会还是通知中国福利基金会将不再继续活动了。

1948年12月8日，宋庆龄致信耿丽淑，希望由她出面担任这个对华援助机构的代表。

1949年1月6日，宋庆龄致信向卡特夫人表示遗憾。她对美国援华联合会唯美国强硬外交政策是从表示不满。

1949年2月7日，宋庆龄致信在美国的耿丽淑，决定退出美国援华联合会。宋庆龄一面向国内外友人说明将由中国福利呼吁会继续代理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美国的捐赠活动，一面致函耿丽淑办理公司注册登记和银行账户手续，以确保新机构的正式运行。宋庆龄还致函要求解放区救济总会，澄清由谁来代表在解总管辖下的项目。在得到回复后，宋庆龄1949年3月21日在给奥斯本的信中写道：就此，我们谨通知你，我们指定代理人是中国福利呼吁会。我将非常感谢你向你们的理事会宣布此事，并将所有材料、画片以及有关这些项目的档案，交付给中国福利呼吁会。

在与美援会携手合作的十年里，宋庆龄和她领导下的保盟本着“助人自助”和“不歧视”的原则，赢得了美方和国际社会的资金援助，为游击区建立了保育院、国际和平医院和药厂等机构；抗战胜利后，当她意识到美方的政治图谋时，宋庆龄又有理、有利、有节地与美方交涉，在万般努力未果的情况下，果断与美援会断绝联系，支持了中国福利呼吁会这样的独立组织继续为中国福利基金会谋取资金援助，扩大国际宣传，避免了被动的资金链断裂和为美国反动势力所利用。